政治问题。换言之，儒学是在春秋“邦国时代”被设计出来，以实现社会正义的政治哲学。孔子在春秋，孟子在战国，都渴望能有一个邦国挺身而出，通过行王道来怀柔远人，消弭纷争战火，重建礼乐文明，实现“历史的终结”。
&esp;&esp;但孔孟应该都没有预料到，“邦国时代”的终结并未恢复周代的礼乐宗法，而是演进为中央集权、官僚体制的“帝国时代”。帝国是什么？皇帝是什么？孔子和孟子都没见过，也没有猜想过。也就是说，儒学从来就不是为“帝国时代”而设计的，也没想到邦国的国君们会被皇帝所取代。
&esp;&esp;即便是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，目睹了主要邦国纷纷变法以及郡县制、官僚体制已见端倪，主张效仿后王，融合礼法，甚至把希望寄托在秦国，培养出李斯和韩非，也仍然没能想象秦始皇的出现。
&esp;&esp;从邦国到帝国的“周秦之变”，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。
&esp;&esp;秦统一六国后，儒学的后生子弟、徒子徒孙们，大都难以适应或是尚未觉察到儒学与帝国时代的格格不入，还沿着旧日轨迹生活。有些和秦朝合作的儒生，在“焚书坑儒” 8 中也受到重大打击。秦末战争中，项羽被楚怀王封为鲁王，项羽死后，关东地区闻风降汉，唯独鲁国不屈。刘邦围困鲁都曲阜，一度想要屠城，鲁国的儒生们却仍然讲习礼乐，弦歌不辍。
&esp;&esp;是他们驽钝愚蠢吗？是他们从容不迫吗？
&esp;&esp;似乎都不是。
&esp;&esp;根本的原因，是他们还没有适应甚至理解新的帝国时代。即使有人先知先觉感悟到周秦之变是一种千年未有之大变局，那么儒学要不要“入局”，是去适应帝国时代，还是固守先秦的格局？这又是一个问题。
&esp;&esp;叔孙通之所以特别，是因为他不仅通晓“千年大变局”，知道天下不再是共主与邦国、贵族与平民共存的场域，而是一人专制、编户齐民的帝国，而且他认为，儒学必须转型以适应这一时代。
&esp;&esp;先秦诸子都是“邦国时代”的产物，除了法家，都面临同样的“转型”问题。转型当然是方方面面的，但根本的问题只有一个：如何与皇帝共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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